【舊文移民】苦熬了五個月，終於看把書看完。記得是因為讀了李維怡的《行路難》，書中的後記提到漢娜·鄂蘭的書值得一看，剛好賢弟添購了，便捧上細讀。《極》主要分三部份，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極權主義。三部份各自描述了十九世紀中葉至二次大戰的三個舉足輕重的意識形態，各套思想的基礎信念以至操作變化，而最讓我開眼界的就在於，個人的性格往往極大程度受社會身份與氛圍影響，被連綿不住的偏見左右大部份決定，自我意識只在每天很短的偶然存在。本文當是讀書筆記，記下每章重點。
反猶／種族主義
「猶太人是無辜的」幾乎是對二戰種族屠殺猶太人的常識性理解，然而鄂蘭卻質問猶太人是否全無責任﹖鄂蘭於此闡釋了猶太人成為敵視對象的原因，她認為這是因為猶太人本身的身份問題，一方面源於部份猶太人大量囤積財富，另一方面他們的猶太信仰又使他們不願歸化，只不斷遊走於不同國家，沒能與各民族產生緊密深厚的關係。他們的財富既隔離於社會大眾，自己也把自身排除於政治與社會之外，這使猶太人成了社會上「多餘」的人，為反猶主義提供基礎與養份。
來到現代社會，即使受過二戰教訓，種族主義／部落式民族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依然是政客鼓動民眾的厲害武器。而產生種族仇恨的基本原因，就在於兩個種族／部落之間沒有產生連結，漸漸形成一種「外來者是『多餘』」 的觀念。然後乘著媒體的報導渲染，使到即使是經常接觸外來者的人，也會認同這裡總有一大部份外來者是在蠶食在掠奪社會資源。這種想法無關事實，經常接觸外來者的人也會傾向相信自己親身接觸的外來者只屬少數，而更多的外來者是存在於看不見的角落。
這其實與今天香港對新移民的歧視很是相似，港人鮮少歧視生活中直接接觸的新移民，卻去歧視那群了無接觸的新移民，把單親、低學歷、無文化等帽子與那群無接觸的新移民緊緊連繫，再因而生出諸如「蝗蟲」的觀念。縱使事實上只有少數新移民依靠綜援過日，這些少數仍被想像成新移民中的典形。究其原因，正正由於這群依靠綜援的新移民，常因湊仔、文化差異、語言學歷等現實困難，無暇親身與廣大市民接觸。譬如，內地的中學歷不受香港認證，除了個別大學生能進身中產外，大部份女性都只能留在低下階層的圈子中，花費大部份時間於工作或家庭上， 難以接觸其他社會階層。致使最後她們落入一種秘密狀態，彷彿只有媒體的報導才能使這群新移民與廣大港人產生關係，但卻因媒體報憂不報喜的編採態度，最後使新移民落入有口難難言的困窘中。
帝國主義
以猶太人引入了「多餘為不道德」後，第二部份主要處理的問題是解決資本家的資金過盛問題。眾所周知，資本家以不同方法囤積財富，而民眾仇富的起因便源自對這筆「多餘」的財富隔絕於社會而憤慲。鄂蘭諷刺地提醒，即使是剝削，也算是財富與人切切實實的關係，但資本家的財富已演化到不再來自剝削，而是來自其他金錢。在萬惡的資本主義世界中，金錢再不來自生產，金錢只是來自其他金錢。這種概念加劇資本家獨立於社會民眾的現象，民眾亦不可能忍受資本家這種無端的富有，而這就是仇富的根本。
解決資本家多餘財富製造的社會內部衝突，以不斷擴張的為宗旨的帝國主義便應運而生，透過鼓勵資本家對外投資，配合輸出本地人到外地，使多餘的資金與各個社會重新連結。因而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歐洲向非洲發展，藉開採當地黃金來花費歐洲資本家多餘的財富。吊詭的是，開採黃金這種無工業用途的金屬，其實也像資本家的財富一樣多餘。最後，整個帝國主義藍圖就成了條噬身蛇，累積著多餘的財富回到原地，不斷擴張，給予本國人到殖民地工作的機會，然後又削去殖民地居民的工作機會，把帝國主義最初要解決的財富問題推到殖民地上，再繼續透過擴張解決。
與此同時，帝國主義還一邊製造更多世界性問題。國家應資本家的要求，為了保護海外投資，對外出兵經營大大小小的殖民區，在攻城掠地的背景下產生更多不穩定因素，變相鼓吹各種反外來者運動。而由於歐洲內陸不像英法等國有強勁海軍而能對海外進行殖民，內陸地區只好互相毆鬥，互相殖民。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勝國只顧在內陸成立民族國家，漠視內陸地區雜亂的人口成份，最後使歐洲生出一群群無國籍者。
針對無國籍者的人權，鄂蘭的論述說明人權並非如法國人權宣言所宣稱，人權來自人天賦的本質，她認為人權其實是自社會賦予的。事實上，即使多個的法律也是以保障人權為前提，但法律本身卻只保障受法律所規限的人，即一般指國家公民。對於無國籍者來說，因為他們不是公民，在一般情況下就自然不受法律保障，亦即他們的人權不受保障。這種困窘使得無國籍者需要透過犯罪來使自己被納入法律之內，成為受法律所規限的人，從而才得到人權的保障。
這也說明人權並非與生俱來，而是來自成為公民的那一刻。也許無國籍者能比公民享有更大的行動自由，他可以任意抨擊任何事情，甚至辱罵暴君而不受暴君的追究。但無國籍者的悲哀在於，他的自由根本只是傻瓜的自由，沒有任何公民會當他是一回事，除非他犯罪。
合而論之，二次大戰前，反猶主義為極權主義準備了宣傳的題材，而帝國主義又為極權主義塑造了時代背景。
極權主義
這部份一開始便在探討極權主義為何物，通過鄂蘭的論述，極權主義利用恐佈孤立每一個人，令所有人活在恐懼之中。其中重點便是極權政府利用意識形態來箝掣思想自由，操控每一個人的價值取捨，令人願意為「大道」犧牲。今天清洗猶太人的罪孽是為了未來全人的大勝利，明天不義地剿滅富農是為了實現真正的無階級社會。總之一切也是為了實現在看不見的未來的勝利，儘管當下會輸個徹底，儘管當下的一切極不公義，儘管當下的行為完全不能以利益考量。這意識形態透過輾壓其他思想，壟斷一切，使所有惡行成了為「大道」犧牲，甚至讓人願意坦承自己不曾犯過的罪，只為貫徹大道。
另一方面，極權主義的反功利主義特質非常成功地為種族屠殺中，處理屍體、預備武器、削減勞動人口等種種長遠並不合乎經濟利益的行為，提煉出動力。一般人難以理解極權主義的反功利主義性質，但事實上極權主義不是盲目地反功利，反而是嘲笑功利主義的短視。這不單使功利主義變得可笑，甚至也會在未來不斷衝擊著社會的核心價值和長遠目標。
同時，極權主義的恐佈其實也不在於他對反對派的暴力，因為成功的極權主義只會在初期遇上反對派，這時就可以以暴力解決。而在解決一切有組織的反對派後，亦即在奪權爾後，極權主義的權力機構便會不斷地隨意揪出某些人，為其加諸一些阻礙「大道」發展為由，把他送進集中營裡去。這種無法預知的發展致使個別反對者的發聲不會激起任何回應，反正誰在今天是劊子手或旁觀者也好，明天也可能成為受害者。任何發聲都不會影響大局，當權者的冷漠成功使一切反對聲音自動消音，最後每個人反對的自由就如同上述無國籍者的自由一樣，成了傻瓜的自由。因為在極權主義內，根本沒任何人會被視為一穩定的階級，能永遠安全。
而為了使所有階級都活於恐懼中，極權主義統治者會設置多個功能同樣的政治機構，變相令他們無一個單位真正得到權力，使一切權力集中於真正的領袖手中。這不單使機構內的人只是權力的執行者，也使群眾難以把信任投放到任何機構，進一步逼使群眾聽命於他們的偉大領袖。而機構之間的混亂和領袖的朝令夕改也呼應著極權主義的恐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納粹利用虛構的錫安長老協定書來蠱惑群眾，製造猶太人征服世界的假象，合理化屠殺猶太人的惡行。然而，鄂蘭指出錫安長老協定書的意義，不在於激起對猶太人妄想征服世界的憤慲，反而在於引導群眾發現征服世界的可能，並且指明征服世界的障礙在於猶太人。
鄂蘭一邊闡釋極權主義的本質，一邊讓人更理解極權主義的「反智」是何奇合乎理性邏輯。旨明極權主義的終極是把人類當成一種物種（species）， 以此控制一切人類，除去一切人性。這體現在集中營的各種生物實驗中，也許就是想找出一切人的條件反射原理，最後把人訓練成無理性的生物，如同巴夫洛夫的狗一樣可悲， 分泌唾液不再因為肚餓，而是聽到主人搖鈴。
後記 意識形態與恐佈
書中常援引史太林的例子。史太林向群眾說︰「只有蘇聯有地下鐵。」群眾及後若知悉法國也有地下鐵的話，他們不是去否定史太林的話，而是去炸毀法國的地鐵，來圓史太林這個謊。這說明了人對自相矛盾的懼怕，使人能超越理性地捍衞意識形態。而鄂蘭認為每個意識形態所真正關心的，並不是甚麼是甚麼，而是甚麼將會變成甚麼。套在面對逆境時可能很是正面，但這也成了極權主義的永恒動力。
同時，意識形態的內在邏輯性不可避免地會以自證邏輯的方式，使人怠於正視現實，並拒絕加入新經驗作對未來的估量，滿足於不斷以本身的邏輯對世界作新解釋，把一切新舊經驗規範於封閉的意識形態前設下，最後偽裝成是真理領人走入死胡同，反覆窒礙真正的發展。但人對自相矛盾的恐懼使人願意為了成全意識形態，而放下自己內心的思想自由，也因此成了容讓意識形態變得愈見霸道。
書中提到的出路，唯有是訴諸每個人的勇氣和新生命的創造力，每個人也是歷史的一部份，是開展未來歷史的一份潛在力量。